“老漂族”心理健康需重视******
近年来，一些老人为帮助远在他乡的子女带孩子而成为“老漂族”，其中不少人由于不适应新的生活环境而产生心理问题。本市心理咨询师杨秀华提示，子女要高度关注“老漂族”心理健康，多花时间与老人沟通，表现出足够的包容和体谅，给予老人更多的精神慰藉和情感支持。
“老漂族”主要是指那些年龄在50-70岁，为了帮助子女照顾孙辈，或为帮助子女发展事业，离开家乡，来到子女所在的城市生活的老人，能够和子女、孙辈生活在一起，是多么美妙的尽享天伦的画面，但环境的改变、社交的缺失和习俗的不同，以及医疗、出行等多方面的不便，让不少“老漂族”会感觉无所适从，感到孤单寂寞，还可能因育儿观念、生活方式等差异与子女产生矛盾，长此以往，很容易出现一些心理问题。
杨秀华提示，子女要有足够的包容和体谅，给予老人更多的精神慰藉和情感支持，多花时间与老人沟通交流，给父母足够的关注，给老人一个倾诉的出口。当父母刚从家乡来到新环境，要给老人一个适应的过程，积极帮助老人熟悉今后的生活环境，带着父母多到新地方转一转、走一走，讲讲新地方的生活习惯、传统习俗、市井民情等，让老人心里有数、做事有底。父母帮忙照看孙辈、打理家务，子女不能彻底放手不管、心安理得地享受父母的照顾，而是应该和父母分工合作，全家人一起创造和谐、轻松、幸福的生活。在节假日里，子女应该多带着父母和孩子到户外活动，丰富日常生活，避免父母的生活过于呆板单一；鼓励父母多参与社会活动，多结识新的朋友，拓展朋友圈，在新的环境中建立新的人际关系。
从老人的角度来说，很多“老漂族”都是为了帮助孩子更好地工作和生活，选择背井离乡，要有“既来之、则安之”的心态，转变旧有的养老观念，积极适应新环境。主动与孩子沟通交流，遇到烦恼和实际困难，不要憋在心里不说，及时和孩子沟通能解决不少问题。要主动融入周围环境，平时带孩子在社区、公园等地方玩时，多和年龄相仿的邻居、老人聊天，一起锻炼。现在社区经常举办各类活动，还有各类舞蹈、合唱等团队，老人可以多参与活动，在空闲时间学些自己感兴趣的事，逐渐积累新的朋友圈子，丰富自己的精神文化生活。平时多关注本地的新闻报道，多关注有关异地医疗、养老落户等方面的政策，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当与子女在理念上出现差异时，多沟通、学习、倾听，积极学习新鲜事物。在节假日时，可以回老家探亲、放松身心。（记者刘波）
东西问·中外对话|德国和欧洲始终与中国保持对话为何重要？ ******
2022年，刚刚完成联邦政府换届的欧洲最大经济体德国开始担任七国集团(G7)主席国。在政坛完成新老交替后，人们对中德关系可以期待多少延续性和稳定性？为何中欧之间保持对话合作、互学互鉴始终具有重要意义？欧盟对华关系的“三分法”(“伙伴、竞争者和制度对手”)为何亟待商榷？
针对上述问题，中新社“东西问·中外对话”日前独家对话德国联邦议院议员、前副议长、德国“中国之桥”协会主席汉斯-彼得·弗里德里希(Dr. Hans-Peter Friedrich)。
汉斯-彼得·弗里德里希表示，无论德国内政如何变化，他对德中关系保持延续性感到乐观。他指出，面对新冠疫情、气候变化等全人类共同面临的挑战，各国政府应当携手合作，中国和欧洲构成一条全球发展和稳定之轴，双方需要紧密携手、并肩前行。他认为，德国人可以从中国人身上学到如何更加乐观地去看待技术领域取得的进步，并勇于开启新的项目。
针对欧盟“伙伴、竞争者和制度对手”的对华关系定位，弗里德里希指出，欧盟和中国无疑是重要的伙伴，而竞争则主要是指双方企业之间的竞争、而非国与国的竞争。针对“制度对手”的提法，弗里德里希指出，欧盟和中国都没有意愿改变自身的政治制度。在他看来，欧洲人有很强的动力去确保美中对抗不走向升级，确保各方能够在一个和平的世界里携手合作。
以下是对话全文摘编：
彭大伟：对于中德关系，人们可以期待多少延续性和稳定性？
弗里德里希：从德国的角度来看，中国不仅在经济和技术层面是一个重要的伙伴，在政治层面同样如此。而反过来从中国的角度出发，德国也是其在欧洲的一个重要伙伴。正因如此，双方的关系必须具有延续性。
无论内政格局如何变化，德中之间如此重要的一系列伙伴关系都必须得到呵护。在这一方面我也感到十分乐观。德国现在有了新一届联邦政府，我预计德国与中国的关系将是德国总理府的优先事项。
奥拉夫·朔尔茨是我们德国的新一任总理。他曾担任汉堡市市长。早在汉堡市长任内，他就为促进德国和中国之间的关系发展做了很多工作。我预计，在就任德国总理一职后，奥拉夫·朔尔茨仍将继续这项工作。他的政策与前任总理默克尔存在延续性。
2021年12月8日，德国新任总理朔尔茨及新政府内阁全体成员在柏林的德国联邦议院宣誓就职。图为朔尔茨宣誓就职。中新社记者 彭大伟 摄彭大伟：德国和欧洲始终与中国保持对话，这一点为何如此重要？
弗里德里希：首先，我相信，在一个全球化的世界，当涉及到全人类共同面临的挑战，要使得我们的星球免于“过载”，例如在环保、气候、卫生等议题上，所有国家就都必须共同承担责任、携手合作。
我们正处在新冠大流行当中，对此有切身感受。此外消除饥饿也是重要的议题。在上述议题上，全球各国政府必须进行合作，欧洲和中国当然在这其中也承担特殊的责任。
我们都生活在同一片广袤的欧亚大陆上，我相信中国到欧洲构成一条发展之轴和稳定之轴。这条轴具有关键意义，因此德国和中国之间需要紧密地并肩前行。
彭大伟：德国新一届联邦政府希望改善德国在应对气候变化和数字化等方面的表现。这会否开启新的对华合作空间？
弗里德里希：数字化和应对气候变化不仅是政界面临的两项突出挑战，也是经济界和全体企业面临的一项重大的转型进程，这一进程必须在未来10到30年内完成。因此，数字化和应对气候变化是所有人的日程表上最优先的议题。
德国和中国刚好在上述领域拥有非常多的合作可能性。对两国企业而言，上述领域也是举足轻重的，氢能的利用便是其中一个例子，在其它很多具体领域我们两国未来也肯定会有合作。
当地时间2021年10月26日，德国总统施泰因迈尔在政府卸任仪式上将任期结束通知，正式交给担任了德国总理16年之久的默克尔。彭大伟：默克尔在卸任总理前接受的最后一次专访中表示，“德国和欧盟应该延续同中国的合作，并且双方都能够从对方身上学到东西”。您认为双方分别可以从对方身上学到什么？
弗里德里希：总体而言，我认为我们可以从中国、从中国人身上学到如何更加乐观地去看待技术领域取得的进步。德国在很多领域对革新、对新技术发展都过度谨慎，而中国人则首先看到其中的机遇，其次才去关注风险——德国的态度刚好相反。
我想德国人可以向中国人学习的是，如果能够勇于开启新的项目，并在一些地方不尽如人意、甚至暂时遭遇失败时坦然面对，同时专注于机遇，这将是很好的事情。这是我们必须向中国学习的、十分重要的一点。至于中国人能够向我们学习什么，这得由您来解答。
彭大伟：我能想到的是氢能等绿色清洁能源和技术，以及其它更多的领域——可能用“合作”比“学习”更贴切。
彭大伟：您对欧盟提出的对华关系“三分法”(“伙伴、竞争者和制度对手”)有何看法？这种“三分法”是否会导致不同体制之间的对抗甚至摊牌？
弗里德里希：德国新一届联邦政府的联合执政协议中就能找到您所提到的“三分法”。但当人们仔细看这些概念时会发现，“伙伴”是明确无误的，我刚刚已经提到了，全球各国政府采取合作才能使我们成功战胜全人类共同面临的重大挑战。在“竞争”这一层面，“竞争”与其说是指中国与欧盟、中国与德国国家之间的竞争，不如说更多地是指企业间的竞争——德国企业、荷兰企业、法国企业、捷克企业、中国企业……企业之间存在竞争。
至于“制度对手”这一提法，我必须坦诚地说，我不太清楚这到底想要表达什么，因为经过仔细思考后，我并不觉得欧盟有意愿改变其自身的政治制度，我同样也不认为中国有改变其自身政治制度的意愿。
在这一意义上，“制度对手”的问题实际上仅涉及不同权力体系之间的竞争，尤其是美国和中国之间。作为欧洲人，我们有很强的动力去确保美中对抗不走向升级，确保我们能够在一个和平的世界里携手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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